【全文转载】袁国勇报章撰文 警告大流行肆虐必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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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实践与挑战》

沙士爆发20年以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团队一直为应对新发传染病而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团队铭记，我们继承了一个伟大的传统。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香港西医书院（港大医学院之前身）创始院长白文信教授，发现了传播淋巴丝虫病之蚊媒。其发现奠定蚊媒播病论之基础，有助科学界了解各种蚊媒传染之疾病，例如疟疾等病。孙中山先生是白文信之学生，乃香港西医书院之首批毕业生，当时之医学生在荷李活道的雅丽氏利济医院接受培训。孙先生于毕业晚宴上，曾表示香港西医书院「不仅为培养学生茁壮成长，应为全港所有人之福祉而立」。

王宠益教授乃本部门之先驱，他于1920年被任命为港大病理学首任讲席教授。王教授曾于医学期刊《刺针》，或作《柳叶刀》，发表多篇有关结核病之文章。可惜王教授感染结核病，于46岁英年早逝。当时港大校长于悼词中，总结了王教授对医学无私之奉献：「你救人而不能自救……你留下给人们的记忆，是谦卑奉献、无瑕的一生。你给家人、大学和国家这份珍贵的礼物，殊非易事。愿你一路走好。」

侯宝璋教授乃港大病理学部战后首任病理学讲座教授，于1956年，他发现了胆管癌和中华肝吸虫之关系。这种胆管寄生虫，通过进食未煮熟透之淡水鱼传播。侯教授之继任人纪本生教授认为传染病如战争般可怕，因此于1968年成立了港大微生物学系。

●应对新兴传染病爆发

港大微生物学系首任讲座教授乃黄启铎教授。他于1976年发现了类鼻疽伯克氏菌为海洋公园海豚神秘死亡之元凶。相同之细菌，于去年在深水埗区出现大规模爆发，导致25病例和6人死亡。黄教授乃港大新发传染病研究之先驱。我在1976年以医学生之身份加入港大这个大家庭，而黄教授之发现引起了我对新发传染病研究的好奇心。

本人于1995年出任微生物学系教授之时，需要决定学系的研究方向。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可以瘫痪香港？」翻查本港人口统计数据时，我发现唯一两次人口急剧减少达50%之事件，乃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894年的鼠疫。鼠疫又称黑死病，乃由鼠疫杆菌所引起。虽然敝部门对地缘政治、人口老化、迁徙移民或全球暖化等问题无能为力，但港大微生物学系肯定可以就新发传染病之爆发出一分力。

港大团队在临床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三方面多年之研究和准备，在1997年成功推出了快速核酸测试，应对全球首次H5N1禽流感病毒由禽鸟跳进人类，导致人类禽流感爆发，并在《刺针》上发表了相关之论文。本人当时提出湿市场不应容许贩售活家禽，因而影响商贩的生计并导致反响，亦是首次感到生命受威胁。

●专注发现及监测新型病毒

2003年，本部门迎来真正的挑战。本团队获邀诊治广华医院首批沙士患者，并于其中一名患者的肺组织中分离出了人类沙士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学系再次设计了快速核酸测试和抗体检测，并用于诊断患者。我们的团队以这些新的检测方法，在深圳东门野生动物市场追踪到了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我们再次提出应及早关闭野生动物贸易来控制疫情，但此建议影响了许多果子狸养殖农民和市场摊主的生计，因此我第二次感到生命受威胁。但究竟沙士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什么动物？直到两年后，我们才找到了答案。

期间，在2003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家重要官员到港大探访及参观，随后本部门因发现2003年沙士冠状病毒而获得了首个内地以外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人类和动物中所特有之新发微生物的发现和监察、开发快速诊断试剂、了解病毒基础发病原理，并尝试开发新的广谱抗病毒化合物、疫苗和感染控制策略。

港大团队于2005年在中华菊头蝠中发现了「类沙士蝙蝠冠状病毒」。这种有趣而细小的飞行哺乳类动物，竟高达39%带有这种与2003年人类沙士冠状病毒相似的「类沙士蝙蝠冠状病毒」。

因此，本部门于2007年，在《临床微生物学评论》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综论文章。在结论段落「我们该准备迎接SARS重临吗？」，有以下意见：「中华菊头蝠中存在大量类似沙士冠状病毒的蝙蝠冠状病毒，再加上南方地区有食用野味之文化，此习惯恍如一颗计时炸弹。所以人类不应忽视来自动物或实验室的沙士冠状病毒或其他新型病毒出现之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自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发现和监测动物和人类中的新型病毒，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

●监测计划发现新病毒

在2003年SARS爆发以后的20年中，我们的病毒监测计划已在动物和人类中发现了82种新病毒。但直到16年后的2019年，我们才充分地意识到「类蝙蝠SARS冠状病毒」对公共衞生的影响，这种病毒与2003年的SARS-CoV-1，以及引起COVID-19的2019年SARS-CoV-2有紧密的基因进化关系。我们热爱港大，所以总是尝试用HKU命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例如与我们共存多年的人类冠状病毒被名为HKU1。现在，我们已经以HKU命名了33种冠状病毒，最后一种是蝙蝠冠状病毒HKU33。

当然，我们也爱香港和爱国家。除了病毒外，我们还用「hongkongensis」和「sinensis」这些物种名称来命名我们新发现的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物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的82种新病毒，加上29种新细菌、真菌和寄生虫，总共有111种新微生物物种，刚好标志着香港大学的111周年。

沙士爆发后，事隔17年，一直等到2019年12月30日，刚刚也是我的生日，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于一众微生物学家和科学家来说，是迎接挑战的时刻，但对于全球来说，均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就像1997年的H5N1禽流感、2003年的沙士病毒和2013年的H7N9禽流感一样，我们又遭受到由动物跳到人类的新发传染病侵袭。野生动物市场一再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早期之爆发源头，这些疫情爆发清楚地表明了动物和市场监察的重要性。我再次表示必须禁绝活动物在湿市场贩售，因此我亦第三次收到安全受威胁的讯息。

●深圳家庭群组显示人传人感染

港大团队累积了多年经验及早有准备应对各种新发传染病，于2020年1月，本团队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发现了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家庭群组，并证明此病能人传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于2012年成立，当时排除了许多反对声音和困难。感谢徐立之教授、李心平教授和邓惠琼教授等有远见的领袖，使深圳医院的计划得以实现，否则我们会无法取得这突破性的发现。

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与我们于2005年发现的类沙士蝙蝠冠状病毒于基因排序相似。

令人惊讶的是，微生物学系团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家庭群组及传播途径之文章，被《刺针》选为该刊200年创刊以来、34篇具里程碑意义的原创文章之一。这对港大团队成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港大医学院其他部门，也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做出贡献，譬如：

· 公共衞生学院、儿科和药理学系一直在进行数学模型预测流行病轨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并定期与公众分享知识。其中一位微生物学系专家（何柏良医生）在电台上几乎每天都提供实用建议，以帮助大众保护自己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伤害。

· 内科学系、化学学系和医学生物学院在强效抗病毒药物尚未面世前，研究利用例如口服铋及N-乙酰半胱氨酸等现有药物重组处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 香港大学在社区最需要时，总及时伸出援手。我们设立了三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包括在陆佑堂，特别为长者提供接种服务的中心。

·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公司使用我们港大的疫苗种子制造了首款鼻喷式流感载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所有临床试验表明，我们的疫苗在对抗Omicron变种也非常安全和有效，甚至对保护老年人也很有效。

我们在应对SARS、新型冠状病毒、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伊波拉和其他新发传染病中，汲取了许多教训。这些病毒约有75%来自野生动物，如蝙蝠和鸟类等。病毒可能会跳到中间宿主，譬如果子狸、家禽、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和骆驼等，进一步扩大病毒量和基因变异，进而跳到人类身上，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导致大规模疫情爆发。

●相信科学、做好准备

香港和内地过去的疫情告诉我们，大流行肆虐的日子必定重临。我们不知道何时再来、会在哪里开始、以及这种微生物的身份和性质，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相信科学，同时兼顾公众的心理健康和经济困难。

若我们不做好准备，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去大流行病的死亡人数提供了教训，未来的大流行再出现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会因而丧生，经济也会崩溃。

尽管港大资源有限，但我们的体制有利促进多学科团队的合作而做出贡献。港大的微生物学系设于玛丽医院和医学院内，异于大多数大学的微生物学系设于理学院，远离医院。我们微生物学系的一半人员是临床医生（MBBS），另一半是科学博士。这个机制让临床医生能快速连接临床微生物学家和科学博士，得到快速的研究结果。临床微生物学家了解实验室的基础科学、并患者的临床需求，还能够与医院感染控制主任和公共衞生流行病学家进行沟通，以对抗医院和社区的疫情爆发，并能够进行疫情来源调查，藉以控制疫情。

在香港和全球疫情的挑战中，微生物学系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得到了香港大学这个大家庭以及社会、公众和私人各个领域的支持。我们期待您的持续支持，为未来的疫情做最好的准备。

袁国勇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

编者按：袁国勇教授在3月15日香港大学庆祝111周年的晚宴上发表主题演讲，以「香港大学应对新冠大流行──我们的传统、实践、和挑战」为题目，根据讲稿整理成文章给《信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