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幫「壞人」打官司？｜假髮背後

鄧建文 大律師

社會對大律師最尖銳的質疑，往往也是同一類直覺反應：「為甚麼要幫『壞人』打官司？接這種案件是否等於沒有良心？」這種質疑並不奇怪；事實上，我清楚記得我小時候亦多次在心裏提出這個問題。

其實，作為大律師，又有誰不喜歡幫「好人」——幫業主收租、幫銀行追債、幫政府檢控人證物證俱在、社會輿論在未開審已經一面倒咒罵被告的案件。上庭前心安理得，上庭時如魚得水，上庭後萬人歌頌。

實務中，其實一件案件只要當事人站在「好人」的道德高地，所有事情也會異常順暢——就算整體法律觀點不利我方，只要對方說法中出現如頭髮絲那麼幼的瑕疵，勝算仍然在握。相反，代表「壞人」的大律師，只能自求多福，步步為營。輸掉官司事小，被誤會「替人說話」等同於「替人背書」則一點也不好受；就算收到報酬，也不一定能夠補償對專業形象的影響，治癒心裡的創傷。

所以，其實大律師並不喜歡代表「壞人」打官司。但如果大律師只是幫「好人」，這樣的法律制度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法治之所以值得珍惜，正在於它要求我們把直覺與制度分開：情緒可以理解，但審訊必須依靠根據一套程序規則進行，以一個能夠反覆驗證/上訴的書面判決作為支持裁決的依據。這樣可以有效避免以不可靠的直覺行使公權力，減少錯判。

但這樣一個可貴的制度是需要人去維持的。除了大公無私的法官，如果當事人沒法獲得律師團隊幫忙去理解並遵守複雜的程序規則，將證據及時梳理，向法官清晰表述，則審訊並不可能公平有序的進行。沒有了律師團隊的協助，法官很多時候會沒法掌握案件有關的證據，亦無法在法律難題上獲得協助，很難作出公平的判決。

因此，「幫壞人」與「幫制度」必須分清。大律師是維護制度的一員——無論當事人是「好人」或是「壞人」，大律師代當事人提出質疑、要求舉證、挑戰證人可信性，看似是在幫當事人，事實上是在幫制度完成一個最基本的承諾：公權力若要剝奪自由、名譽或財產，就必須透過一套久經試煉、寧縱勿枉的制度去完成。「幫制度」是大律師的天職亦是責任，大律師《行為守則》中歷史悠久的「不可拒聘原則」正正將這項責任具體化：如同的士一樣，若大律師在專業能力、時間安排、費用條件、以及不存在利益衝突等方面均可配合，大律師不可「拒載」（即不能因應個人好惡或外界壓力而拒絕接案）。

作為結語，相信任何一位市民都會希望，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幸成為被指控的對象及輿論上所描述的「壞人」，仍然會有大律師願意代表，行使法律制度下的應有權利。所以，下次如果有人批評大律師「幫壞人」，希望您能夠輕輕回一句——他們只是「幫制度」而已。

作者鄧建文大律師是香港大律師公會副名譽秘書，專注於民事訴訟，執業範疇涵蓋公司法、清盤與破產、商法、婚姻法以及遺囑認證等法律事務。

鄧建文 大律師

照片來源：香港大律師公會

《假髮背後》是由多位分別擅長刑事、民事、商業等專業領域的執業大律師，以個人身份輪流撰寫的每周法律專欄。他們以法律專業和實務經驗剖析社會議題，或分享作為大律師的所見所聞，鼓勵讀者以法律思維解讀日常，並推廣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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