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警到報《東張西望》｜會長視角

香港市民遇上樓上漏水、裝修爛尾或鄰居噪音，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不再是撥打999，而是致電《東張西望》報料熱線。此現象並非反映市民「貪方便」，而是正規申訴渠道長期失靈。當執法人員以「私人糾紛」為由拒絕介入，政府部門之間互相推卸，一個綜藝節目反而成為最快「見效」的途徑。這份荒謬，實是制度失效的警號。

官僚體系早已演化出一套「自我保護」的運作邏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主管最關心程序有否遺漏，而非個案是否真正解決；執法人員緊守權限邊界，只要不涉刑事成分，便統統歸入民事範疇，任由投訴人自生自滅。市民求助無門，根源在於三大結構性死穴。執法權限的「結界」首當其衝，漏水、裝修爛尾多屬民事索償，執法部門無權強制介入，而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上限僅75,000元，數十萬元的爛尾工程須入稟區域法院，基層市民難以負擔高昂律師費。與此同時，法律灰色地帶被濫用，無良裝修商留下爛磚爛瓦，辯稱只是「合約糾紛」；噪音投訴若無獨立證人，環保署的錄音舉證門檻極高，加害者熟讀程序，以「無罪推定」作護身符。更嚴重的是人球現象，政府各部門互相推搪，一個「老鼠屋」投訴可以被4個部門以「不屬管轄範圍」回絕。

傳統地區組織如區議員及互助委員會，本是市民與官僚之間的潤滑劑，能直接致電部門經理、在議會上施壓。惟地區架構重組後，關愛隊取代了部分職能，其設計初衷是「派福袋、探長者」，而非「壓力傳導」。街坊致電關愛隊求助漏水或噪音，換來的只是罐頭、慰問卡，卻無人代為跟進。筆者曾一日5至6次撥打關愛隊熱線，連同WhatsApp訊息，統統無人接聽。當基層組織的「中間人」角色出現真空，市民只能轉向傳媒。

本會作為金融業界組織，曾接獲2宗涉及違規銷售及投資騙局的轉介個案。受害人雖已向執法部門及證監會舉報，惟數月未獲進展。基於社會責任，本會將資料轉介至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報道播出後，監管機構隨即「高度重視」，迅速約見受害人，案件終獲積極跟進。然而，本會為業界發聲的經歷卻遠為曲折。本會曾就業內冤屈及政策建議，向政府高官及立法會議員陳情，即使會員人數佔業界就業市場30%，訴求仍屢遭忽視。更甚者，本周一名因捲入糾紛而見報的議員，未經知會本會，逕以本會名義約見政府高官及證監會，並擅自攜同其所屬外行工會及公司代表與會。會議期間，該議員更要求筆者中斷發言，騰出時間讓與業界無關的人士討論無關事宜。本會原盼透過會面解決問題，不欲事事訴諸傳媒，惟此次安排嚴重浪費時間與努力，實質等同出賣業界權益。當筆者表達不滿，該議員非但毫無歉意，反要求筆者向其致謝，荒謬至極，令人匪夷所思。

無奈之下，本會惟有聯絡傳媒及撰寫專欄，藉輿論引起關注。事實上，傳媒對本會訴求的推動作用有目共睹。2022年，本會透過傳媒發聲，促使證監會修訂《適用於從事期貨合約交易的持牌人的風險管理指引》草案；2023年，亦因傳媒報道而成功推動股票印花稅由0.13%還原至0.10%，相關措施更獲大幅放寬。若無傳媒助力，許多訴求只能石沉大海，這正正是我們最終選擇公開此事的原因。

當這些節目播出後，跨部門行動往往雷厲風行，畫面大快人心。但這種「點名式公義」，本質上如同「彩票抽獎」，只有夠慘、夠戲劇性、獲電視台選中的個案才獲眷顧；其餘苦主仍在官僚迷宮中打轉。執法部門並未獲得新權力，改變的是「壓力結構」。在100萬觀眾注視下，官員的「面子」成為最大動力，往日互相推卸的部門忽然團結一致。當一個城市的公義分配倚賴綜藝節目收視率，法治精神豈非逐步褪色？

歸根結底，市民「報《東張》不報警」，是對制度投下不信任票。政府必須正視地區組織的功能斷層，賦予前線靈活處理民生事務的空間，簡化跨部門協作，讓小額糾紛毋須動輒對簿公堂。關愛隊應增設「個案轉介」職能，確保電話有人接聽、求助有所跟進。否則，當傳媒成為唯一有效的「申訴專員」，社會公義便淪為收視競賽，最弱勢的群體將永遠最無助。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

陳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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