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工潮凸顯勞資就集體談判權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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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持續了四十日，工潮初期，國際貨櫃碼頭公司，以至多間外判商都不願意同工會談判，令形勢膠著一段好長時間。有學者就分析，工潮背後，最關鍵的不是加薪幅度，或者工人食飯同大小便安排的細節，而是誰有權參與談判，因為這可能令工會壯大，涉及集體談判權的爭議。

有碼頭工人表示，走到罷工這一步都是迫不得已，因為個人的談判力量有限。工會介入後，部分外判商和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多次拒絕工會參與加薪談判。工人指和記港口信託年報顯示，外判員工一年薪酬約七億多元，如果加薪一成，一年涉及約七千多萬元。

但對比起罷工帶來的損失，四十日的罷工，據碼頭公司的講法，理論上會損失超過兩億，還未計外判商為吸引工人復工，兩次派發合共幾千萬元的「利是」。資方為何不早些直接和工會談判？

有學者認為凸顯了雙方對集體談判權的角力，因資方擔心集體談判會令工會籌碼增加。浸大管理學系高級講師葉偉光認為，這次工潮未達到工會的訴求，除了因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外，亦由於工會之間有分歧，而削弱了談判的能力。

但這次工潮都得到不少人認同，學者認為資方如不希望見到集體談判權立法，就要主動改善工作環境和薪酬。

香港回歸前曾就集體談判權立法，規定大機構有過半數僱員授權工會，資方就一定要同勞方談判，不過回歸後幾個月，就被臨時立法會廢除。幾年前，立法會研究過六個有集體談判權制度的國家同地區，發現細節各有不同。例如今次工潮，資方一度不理會工會提出談判，但新加坡就規定，僱主要在七日內就談判問題回應員工，台灣就是60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