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童精神健康問題近年備受關注,政府去年12月將中學「三層應急機制」擴展至高小,為時9個月的試行期,將於本月底屆滿,暫時未知措施會否延長或恆常化。學童自殺問題有年輕化趨勢,去年自殺死亡個案,最年輕者只得9歲,大學研究顯示,本港高小生因考測過多而常感壓力。校本「三層應急機制」識別高自殺風險個案的作用廣獲肯定,值得當局投入資源,延續在高小推行應急機制。鑑於部分學生憂慮接受校內社工輔導或會被「污名化」,當局應擴大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隊伍數目,為有需要學童提供更到位的協助。
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統計,去年本港自殺率為13.57(每10萬人口13.57人自殺身亡),較前年跌一成,惟兒童及青少年(0至19歲)組別自殺率卻達到4.72,屬近10年最高,論求助比例也是最高的組別,佔防止自殺會去年處理求助個案總數約兩成,情况令人擔憂,突顯當局有必要加強支援。
2021至2025年,全港中小學生自殺身亡個案達到141宗,平均每年都有20多宗。因應學童自殺問題,教育局、醫衛局及社署2023年12月推出「三層應急機制」,透過構建多層次體系,防範學童自殺。第一層機制由學校跨專業團隊負責,透過日常觀察及應用精神健康篩查工具識別高危學生,提供校內輔導與支援;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由受過專業培訓的社工處理校方轉介個案;第三層是醫管局專科服務,校方與家長商議後,將嚴重個案轉介至醫管局精神科接受急症或門診治療。
「三層應急機制」投入運作初期,屬於試行性質,覆蓋範圍只限於中學。由於反應理想,政府去年12月決定,機制在中學恆常推行,同時以試行方式擴至高小(小四至小六)。根據教育局今年4月的數字,應急機制推行以來,第三層轉介精神科個案約有500宗,第二層轉介社署「校外支援網絡」個案則有超過730宗,應急機制在識別及支援高危學生方面的作用,可見一斑。有官員更稱,機制運作至今已漸上軌道,大部分個案在第二層即獲處理,毋須啟動第三層醫療服務,情况「正朝着好的方向發展」。
應急機制高小試行期將於本月底屆滿,新學年即將開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多名委員均表示,支持機制在高小延長推行,然而教育局至今尚未公布新學年安排,僅表示會因應學生年齡、發展階段和實際需要提供不同協助,局方會密切留意機制運作情况,適時檢視有關安排。
雖然中小學生自殺身亡個案,絕大多數為中學生,小學生佔比只有一成許,然而高小試行三層應急機制以來,也識別了一批有支援需要的小學生。截至今年6月底,合共有14宗高小生轉介至第三層醫管局精神科的個案,另有至少86宗轉介往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學童自殺一宗也嫌多,不能因為小學生自殺個案比中學生少,就看輕小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及支援需要。中大早前一項研究就顯示,本港高小生在高度競爭、高度重視學業及高成就期望的「三高」環境下,面臨相當大的壓力。研究以逾5000名高小生為調查對象,輔以「聚焦小組」訪談,發現近七成受訪學童因校內各評核、測驗及考試過多而常感壓力,另有六成學童對未知的將來感到擔憂。
當然,支援學童情緒、減輕精神壓力,需要學校、家長與教育當局等多方面攜手努力。中大的研究就指出本港高小生的幸福感與學業壓力、家庭期望及自主空間息息相關,「三高」環境下,學生的生活重心過於向考試傾斜,缺乏認識自我及發展課外興趣的空間,削弱抗逆力之餘,亦容易加劇負面情緒,導致幸福感下降;部分家長內心高度重視成績,即使口頭上安慰子女「盡力就好」,若不經意地流露失望情緒,一樣會對子女構成「軟壓力」,若要扭轉兒童的「幸福感逆境」,家長應調節期望,避免將過大壓力轉嫁下一代,而三層應急機制的作用,則是及時找出急需精神健康支援的學生。既然數據證明應急機制在高小起到作用,當局好應該延續推行。
為了鞏固校園精神健康支援網絡,政府新學年起將撥款200萬元作經常開支,用於教育局主導的第一層機制,為校內跨專業團隊等提供培訓,提升及早識別高風險學童的能力。與此同時,官員亦強調,當局期望機制能夠跨界別協作,而非單靠政府資源推動。另一邊廂,防止自殺會則指出,三層應急機制恆常化後,政府無疑投入了更多資源,但「資源未必追得上需要」。
政府財政有壓力,當然應該努力節省「無謂」支出,然而花錢支援學童精神健康,肯定不是「無謂」,更不應該以成本效益作為優先考慮。除了加強第一層機制的投入,當局應該考慮在第二層「校外支援網絡」方面下工夫。鑑於部分學生擔心常常找校內社工見面接受輔導,或會被同學「污名化」,亦有學生覺得,比起跟校內社工傾訴,以校外社工作為傾訴對象可以安心一些,因為校外社工不認識其身邊人。擴大校外支援隊伍數目,正好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選項,滿足不同需要,值得當局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