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漢城管與小販近日在街頭爆發肢體衝突,執法人員不單拳打腳踢,更持金屬硬物猛擊攤販頭部,執法手段之暴烈,震撼網絡。事後三名城管已因涉嫌故意傷害被刑事拘留。這宗衝突看似偶然,實則折射經濟下行、失業加劇下,城市流動小販數量增多,與城管之間的矛盾隨之激化,武漢城管暴力執法嚴重踰越底線,城管與小販不應重返「對抗模式」,如何在保持市容整潔與容納民生煙火氣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當前內地城市管理其中一個最現實的課題。
城管攤販矛盾加劇 暴力執法踰越底線
「城管」全稱為「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人員,主要負責維護市容環境、整治佔道經營,職責近似本港的食環署人員。長期以來,內地城管與小販常常陷入「貓鼠遊戲」循環。小販要賺錢謀生,不得不游走在規則邊緣;執法人員要完成市容考核,需要勸離、驅離違規攤點。雙方互相「敵視」,小齟齬隨時升級為肢體對抗。有一段時間,「城管打人」的新聞時有所聞,2006年更發生小販崔英杰刺死城管的悲劇。
2010年之後的十餘年間,城管與小販衝突整體趨緩,一方面因為中國城市化進程深入,市中心擺攤現象逐漸減少;另一方面,輿論監督力度加大,官方亦相繼規範城管執法行為,城管一度擺脫輿論中的負面標籤。然而,新冠疫情後,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壓力增加,開設店舖須承擔租金與人力成本,而流動擺攤門檻低、投入少,遂成為不少人「靈活就業」的選項。
與此同時,不少地方倡導「夜經濟」,大量攤販湧入街頭,行人天橋、地鐵口、主幹道兩側等核心區域屢見堵塞、噪音、環境衛生混亂等問題,給城市管理帶來沉重壓力,城管和小販矛盾又再頻繁爆發。去年12月,福建寧德便曾發生城管與擺攤老翁口角,進而大力推倒老翁致死的事故。
此次武漢暴力衝突並非孤例,而是這一輪治理矛盾集中爆發的縮影。根據警方通報,衝突源於攤販夫婦先動手打傷城管協管員面部,城管協管員呼喚兩名同事到場,三人情緒失控圍毆對方。通報雖算及時,但關於衝突為何升級、現場具體經過等關鍵細節,仍語焉不詳,輿情亦隨之撕裂:有人根據攤販先動手,認定屬「暴力抗法」;有人根據流傳影片,直斥城管如「黑惡勢力」。由此觀之,涉及公權力失範的事件,官方通報理應更為詳盡,以回應公眾知情權。
只堵不疏加劇對立 城管執法須人性化
值得注意是,今次肇事人員並非正式城管執法人員,而是不具執法資格的「協管員」。輿論質疑,近年凡有執法衝突,最終都是協管員、臨時工擔責。這也暴露內地城市管理長期存在的體制漏洞:大量高壓、高矛盾的一線街頭處置工作,長期依賴編外人員執行。協管人員缺乏系統執法培訓、專業素質參差,薪酬待遇偏低,卻須直面最尖銳的基層矛盾與考核壓力,容易出現執法失度、行為失控,甚至濫用肢體暴力的情况。
無論爭執起因如何,亦不論是否小販先動手,如此暴力方式執法絕對過度,亦完全踰越法律底線。警方以涉嫌故意傷害將三人刑拘,一方面釋出絕不容許暴力執法的信號,另一方面亦反映小販傷得不輕。城管隊伍培訓和教育不到位,乃不爭事實。若只是將三名協管員解聘,而不堵塞管理漏洞,問題未能根治,類似衝突勢必重演。
內地失業加劇,小販擺攤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城市秩序和基層煙火氣不該對立。攤販佔道擺攤,為的是餬口謀生;城管巡查管控,為的是維護城市秩序。如何在城市整潔,以及提供謀生空間取得平衡,實乃城市管理者需要深思的課題。執法需要溫度與彈性,如果只會「堵」不會「疏」,只會製造對立,最後演變成兩敗俱傷。當然,從根本上而言,唯有實體經濟真正復蘇,底層群體有更多就業機會,減輕擺攤壓力,才能從源頭減少這類街頭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