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論｜「預設默許」捐器官　凝聚共識不言棄｜全文

香港是全球遺體器官捐贈率最低的地方之一，不時有人討論應否引入「預設默許」捐贈器官機制，政府近日則以市民未有共識為由，認為目前不宜改變現行的自願模式。捐贈器官與否，涉及個人身後事，公共政策介入無疑應該謹慎衡量，惟也需要看到本港可供移植的器官長期短缺，引入某種形式的「預設默許」機制，輔以適當配套，確可在制度上創造更大空間，讓有需要的病人有更大機會得到合適器官。從完善器官捐贈措施、救助生命為出發點，「預設默許」機制有其好處，縱然現在時機未成熟，長遠依然值得考慮，當局不應將其束之高閣，而是耐心推動民眾凝聚共識，鼓勵普羅大眾支持器官捐贈。

對不幸罹患器官衰竭的病人而言，合適的器官移植，可以藉以重獲新生，醫衛局長盧寵茂曾言，「器官移植目前仍是許多末期器官衰竭病人重生的唯一希望」。醫管局資料顯示，現有逾3,000人輪候器官或身體組織移植，惟每年僅有約30人捐贈遺體器官，許多病者需長時間等候。以需求量最大的腎臟為例，2022年平均輪候時間達4年多，不少病人往往在等待合適器官期間死亡。

為鼓勵更多人在身故後捐出器官，衛生署2008年設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讓市民自願表達捐贈器官意向。當局多年推廣宣傳下，名冊登記人數持續上升，今年4月底已超過41萬人。但由於名冊不具法律約束力，即使已登記捐贈器官，離世後尚需家人同意方可捐出，過往便有不少案例因逝者家屬反對而未能成事。

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International Registry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2024年數字，香港每百萬人只有4.13名遺體器官捐贈者，遠少於居第一位的西班牙（53.93人），也不及亞洲的韓國（7.68人）及泰國（6.06人）。不過，兩年前統計處發布的調查報告反映，本港有多達100萬人願意死後捐出器官。這個數目跟政府的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人數有一段距離，當中可能源於市民不熟悉該名冊，或是「怕麻煩」而無登記。如果實行類似西班牙的「預設默許」捐贈器官制度，相信有助提高遺體器官捐贈率。

去年10月，衛生署長林文健稱期望重啟有關「預設默許」機制的討論，惟近日盧寵茂表示，就器官捐贈議題，應透過加強教育和宣傳來推展，在「社會未有充分共識前」，若以立法方式強制推行，或會適得其反，令有意表達捐贈意願的人卻步，故「現階段並不適宜考慮通過立法改變遺體器官捐贈模式」。

大約10年前，已有官員提出探討設立「預設默許」，但一直未見形成明顯主流民意。大體而言，爭議主要在兩方面。

第一是關注「預設默許」會否削弱個人安排自己後事的自主權。此制度預先假設市民願意在去世後捐出器官，如果反對，須於生前主動提出拒絕捐贈，否則死後便自動成為捐贈者。有意見認為，這種「假定同意」或違背器官捐贈應該出於自願，亦憂慮可能有人因不了解或日常事務繁忙而沒有主動退出，卻將他們的「沉默」假定為同意。

無庸置疑，捐出器官與否，必須尊重個人意願。不過「預設默許」並非強制捐贈，在確保民眾有充足資訊、能夠在知情下作判斷的大前提下，其本質依然是基於自主意願去考慮是否捐贈器官。政府可以從公眾宣傳和行政措施上着手，例如在市民申領成人身分證或辦理護照時，附帶相關資料，清晰告知其有權隨時選擇退出「預設默許」。此外，參考英格蘭做法，當地「預設默許」機制排除了未滿18歲、缺乏精神能力等群體，以保障個人對捐贈器官的知情決定。

第二個爭議在於家人意願。香港社會家庭觀念較重，處理身後事上，親人傾向有較多參與；醫護是否可使用遺體器官，除了視乎逝者生前決定，往往也需尊重家屬意向。放眼海外的「預設默許」措施，對此不是一刀切，既有如奧地利、新加坡等採取「硬性」做法，家人無權推翻死者在生時的決定，亦有如西班牙、瑞典等實行「軟性」安排，即家屬可以最終反對捐出器官。現時全球逾40個實施「預設默許」制度的司法管轄區，多數採軟性模式，香港其實可因應本地社會民情，設計合適機制。

捐贈器官關乎個人身後大事，公共政策在此方面自然需要審慎考量，強逆社會民情倉卒立法改變現行模式，不是可取做法。當局認為現階段不宜推進「預設默許」，不過從優化器官捐贈制度、期望拯救更多生命的角度看，設計得宜的「預設默許」機制，有其正面作用，不應輕易將之排除。西班牙立法推行「預設默許」，其後再成立國家器官移植中心，負責統籌全國相關工作，在過去30多年間，帶動了器官捐贈率顯著攀升。過身後捐出器官，是遺愛人間、燃點希望的善舉。政府應明確以引入「預設默許」措施作為長遠目標，繼續鼓勵社會討論有關議題，謀求循序漸進建立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