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專訪 (政治一)

特首，我們今天的訪問由政治開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剛剛來了香港，大家的關注焦點是小範圍會面，有泛民主派甚至有建制派，都當著委員長面前說了你很多的問題，有人甚至形容為「當著老闆面前說你的不是」，你當時感受如何？

我安排的，那次的聚會是我提出，委員長同意，事實上泛民說的話，無論是說我的，說中聯辦的，說中央的事，委員長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完全事先知道，因他們對香港情況很關心，我亦經常有工作報告給領導人，我有機會時，委員長在北京時，能夠向委員長報告香港的情況，我也巨細無遺地向他們報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或當天在場的朋友都看到，委員長其實完全沒有任何驚訝的反應。

你意思是你的述職報告，你過去的工作報告，是有包括泛民主派反對的意見在內？

當然香港的傳媒，亦就泛民和其他方面的朋友，他們對我工作的看法，支持也好，反對也好，有全面的報道，而中央領導人通過傳媒是完全知道。

他們說了十多分鐘，你覺得那方面是說得對的，那方面的說得錯的，說得對的有甚麼令你值得要反省反思？

我們做工作，和社會做工作，都是不斷反思反省，當日也不只是四位泛民議員在場，也有其他朋友在場，兩位區議會主席，新聞報道比較少的，表揚我上任後在地區做了大量工作，亦有其他的朋友，表揚我們在扶貧、經濟方面所做的工作等，我兼聽。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要有反省才有進步，表揚的說話聽了，但有些批評的說話，你覺得那些是說得對，你需要去汲取經驗，去汲取教訓？

希望具體，任何人表揚我們工作也好，批評我們也好，希望能較具體，如果有些建議，例如我們在其他方面能做得更好，我們一定聆聽，如果只是反對特首，反對政府，但沒有具體的建議，就流於政治化了。

他們其中一個最具體的批評，是批評你和反對派的關係，沒有聽意見，溝通不足。記得2011年你宣布參選時，當時與你做了一個訪問，你提了很多怎樣與香港人建立關係，當時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回歸十四年，為何政府施政會不暢順，你說聽意見很重要，聽聽當時你怎樣說。

「你肯聽，我感覺到你肯關心我，你肯聽我就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們應該這樣做。回歸至今十四年，我們有一項工作未做到，就是將這個地方的人，七百萬人凝聚成一個社會，我們未能夠讓大家感覺到這社會，大家都有份。我們行政工作做得很好，但這方面的政治工作未做好。」

在過去四年，你覺得你的政治工作做得如何？

我們與各方面的朋友繼續做的聯繫，包括開頭的兩三年經常落區，但落區的時候，遭到反對我們的人擾亂會場的秩序，甚至有人拋擲東西，事實上這不是社會應該有的做法。市民來想表達意見，有不同意見沒有問題，我們願意兼聽，但要出動警察維持秩序，甚至影響到當地日常生活，我們不想。於是我們繼續用不同的辨法，與市民大眾保持接觸，我們入學校，這裡經常有大大小小範圍的朋友來，包括青年朋友，包括大學生，來這裡向我反映意見，所以我們對社會的脈博是清楚的，亦都體現我們在過去四年的施政，我們在扶貧、安老、助弱、房屋，處理香港與內地之間生活上的矛盾，我們做出成績。這不是因為我們關起門，坐在寫字樓內自己想出來，是市民大眾不斷向我們表達意見，我們工作的重點應該做甚麼。

你剛才說的字Engagement，我們嘗試翻譯，即是與市民的連繫，與社會連繫，你說仍然有做到，如果仍然有做到的話，為何今天的社會變成如此？你當時說，要做溝通的原因，是希望改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這四年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你覺得是好了還是差了？

四年前我們上任前，社會上很關心地產霸權的問題，大家認為是我們社會上重大的矛盾，不只是民生的問題，而這個地產霸權，因為政府不敢去碰地產界的利益，過去四年大家看到，我們在這問題上真的用很堅強的意志，去做出一定的成績出來？今天的樓價和租金對很多市民來說，尤其是青年人來說，仍然負擔不起，但他們看到政府有這樣的決心，而且初步做出成績出來，今天再沒有人說地產霸權，今天大家擔心的是，樓價會否跌得太快，貧窮問題亦有這情況，安老的問題大家可看到。在福利方面，我們過去四年，財政開支增加了百分之55，四年增加了百分之55，現在社會福利，已經是在教育外最大的開支，說明了我們是做實事，社會今天仍然對某些問題，例如我們的政治體制問題，行政長官應如何選出，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還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問題我們一個一個去處理。

如果剛才你說的地產霸權的問題，如果是解決了，民生問題做了很多的話，為何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剛才的問題是，你覺得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在四年前和現在比較，是好了還是差了？

在不同方面，是有不同的變化，例如政改問題，在四年前大家希望，我們能夠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但後來因為出現佔中，到現在大家在這問題上仍是膠著，2017年我們沒有了行政長官(普選)，在這問題上，當然比起我上任的時候，大家知道這件事做不到，但在其他問題上，我們是做到的，做出成績來，而且這些成績坦白說是來之不易，我們聽到市民的意見，亦得到市民的諒解。例如房屋問題，如果地區的居民不是抱著互讓互諒，齊心的態度的話，我們改變土地用途是做不到的。

一會兒可詳細討論房屋或扶貧的問題。但我想繼續問的是，你與不同團體之間的政治關係。剛才聽到聲帶亦提到，你要將700萬人融入社會，令所有人覺得這是700萬人的社會，是一個家庭，在競選時你這樣說，但你當選後你多次動員你的群眾支持你的施政，動員一些人去與反對政府施政的人說不，將他們逐出議會，到底你的行為是團結大多數，團結所有人，還是在對抗？

我們願意爭取所有願為社會效力的人，包括立法會內的泛民議員，邀請吃飯大家聯絡感情，大家可以談天說地，不是每次坐下來，便要很有針對性討論政府的政策，大的政治問題，所以我經常...

但你叫市民，將反對政府施政或阻礙政府施政的議員逐出議會，向他們說不，這是否團結的方法？

那次我答的問題是十分清楚，問問題的人是在午餐會上問，他說你提出很多施政舉措，但立法會內有少數人拉布，你如何處理拉布的人。我說在民主社會內，立法會議員是選出來的，選他的人如果不選他，他就不可能拉布，拉布這問題，在社會上有廣泛共識，大家都是反對。如果市民認為，當年選了一個議員出來，原來這是個拉布的議員，我以後不選他，這完全是市民的民主選擇。

我們再用剛才的動詞engage，去連繫。過去四年有甚麼例子，是連繫到反對派，你所說的反對派，或叫泛民主派的政黨，在民生上有否連繫過？

每年一次大的是甚麼，就是聽大家意見，請大家來當面坐下來討論，當然有些議員說杯葛不來，除此之外，我也不斷創造機會，例如立法會請吃飯，大家坐下來聊天，我亦請大家吃飯吃早餐，包括在這裡請大家吃早餐，過來聊天，委員長來，我們也請立法會議員參加各界歡迎委員長的歡迎晚宴，但到最後結果是27位立法會議員無一參加。這不是我們不主動邀請，這是我們提出，委員長同意請立法會議員來吃飯，但到最後沒有一個參加。

張德江委員長在最後那天向各界說話時，你當時在場，你都聽到他說，不同意見都要聽，讓他們講出來，講出來便好，過去四年你有否做到委員長說的事？你那張摺椅、那枝筆、那本簿有否拿出來？

如果有任何場合不需要勞師動眾，即是兩、三百個警察，在會場外欄著，不讓人衝出馬路、拋擲東西，去到會場大家能就支持或反對意見，大家溝通的話，我十分願意做。而且我亦不斷創造機會，例如過幾天，我們邀請立法會全體議員吃飯，後來泛民議員又不參加，我們用不同的形式，你說促進感情也好，就一些實質的問題上溝通也好，非常願意做，但不可以有衝擊的行為，大家都是實事求是，都是講道理。

在之前的訪問你提到，今天社會分化和對立是制度問題。如果是制度問題，怎樣解釋在過去兩任特首對立的情況沒有今天這麼嚴重？

政治有一個本質，有剛才所說的，我們這一套對立式的政治，有這樣的本質。事實上你回想你剛才說三任特首，我記得我做董先生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當時已有泛民的黨主席，說董建華政權是我們最大的頭號敵人，我相信董先生不會介意，聽了後亦知道這是政治本質的一部分。

如果這是政治本質，即是說所有政治領袖都沒有問題，是政治本質的問題？

不是，社會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在任何一個問題上，無論是勞資關係問題，或者發展與保育之關係，政府工作要決定，不能模稜兩可。政府做了決定後，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不支持，這亦是執政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