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社論｜兒童倘無生存保障　公權介入毋須忌諱

香港近日驚現一宗聞所未聞的奇案，沒有婚姻關係的一男一女聲稱在家中自行分娩，初生男嬰沒有任何醫療紀錄，而號稱是父母的他們竟以「宗教理由」拒絕提供DNA檢測以證明血緣關係，導致名為Danny的男嬰無法取得出世紙，等於沒有身份。事件曝光引發高度關注，特區政府決定，拘捕該兩名男女，涉嫌罪名是疏忽照顧兒童，男嬰Danny則送往醫院檢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行動由保安局、勞福局、警隊、入境處及社署組成專班進行。他解釋，自稱是Danny父親和母親的人較早前與入境事務處聯絡，該母親未能提供任何產前檢查紀錄，或者看醫生的紀錄，又拒絕提供DNA作比對，甚至一張懷孕期間的照片也未能提供。鄧炳強指出，嬰兒出生後連身體檢查也不送去醫院做，很明顯就是疏忽照顧兒童。

被捕一男一女分別是曾先生與關小姐，他們原先在社交平台開設Save Lily專頁，企圖向瑞典政府施壓，領回被該國社福局接管並轉移至寄養家庭的女兒。到頭來，這對非常父母自我揭發的怪誕行為惹來社會人士強烈質疑。鑑於疏忽照顧兒童在他們身上已有前科，所以港府運用公權介入實屬無可厚非，毋須忌諱於「拆散家庭」的道德顧慮。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訂明，所有相關行動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香港作為締約的司法管轄區透過《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和《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等本地法律實施。生存權、教育權和醫療權是兒童的基本利益，沒有身份也就無法在社會立足，隨時得不到生存保障，遑論教育和醫療。當父母的個人行為嚴重損害兒童利益之時，政府主動介入不應受到指摘，反該得到鼓勵，藉此預防悲劇發生。

Save Lily專頁披露，曾先生與關小姐幾年前在芬蘭自行分娩，大女兒出生一個月就夭折，芬蘭警方曾經指控其涉嫌遺棄及嚴重疏忽照顧殺人，後獲撤控。兩人在芬蘭再自行分娩誕下次女Lily，接着在瑞典非法居留，瑞典社福局指控二人未為女嬰辦理出生登記，以疏忽照顧為由發出監護令。瑞典政府回覆香港傳媒查詢時強調，只有當情況嚴重到兒童需要進一步保護，且自願性服務已不足以防止兒童的健康或身心發展受到影響時，才會向法院申請監護令。

合理推斷，瑞典政府正是優先考慮兒童最佳利益而發出監護令。英國法庭文件披露（兩人曾向英國政府求助），Lily被瑞典執法人員發現時，身體骯髒、僅穿睡衣、患嚴重濕疹和牙齒嚴重受損，長期與社會隔絕。瑞典決定接管Lily，符合人道精神，具備充足的正當性。

香港曾於一九八六年發生過「郭亞女事件」，患精神病的失婚婦人把六歲女兒長期鎖於葵興邨住所，女童出生後從未接受教育。當時的社會福利署擔心母親對女童不利，引用《保護婦孺條例》破門入屋救出女童，送往兒童院照顧。政府的手法受到非議，批評者質疑破門入屋和拆散家庭的必要性。自此以後，政府對於懷疑虐童個案總是小心翼翼，從不輕言介入。

政府是否介入，當然必須準確拿捏分寸，最應該考慮的關鍵問題是兒童的生存保障是否受到損害。在這宗男嬰Danny淪為「無證兒童」的荒謬事件之中可見，成年人悖乎常理的行為已經侵害兒童最佳利益，拒絕提供DNA檢測的曾先生接受電台訪問時揚言：「不可以偏向了兒童權利，而不去保障我本人的私隱權。」若然任由成年人的所謂私隱權凌駕兒童取得身份的權利，無異於剝奪一條小生命的成長機會。

政府這次毅然介入，除了必須保護男嬰Danny之外，還應審慎考慮如何處理身在瑞典的Lily。理論上，Lily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女兒，自然也有權取得香港身份，問題是她沒有出生登記，在香港沒有，在芬蘭和瑞典也沒有，怎樣安排費煞思量。特區政府宜與芬蘭和瑞典政府協商，尋求適當的解決辦法，即使讓她繼續留在瑞典，起碼要有一個確切的身份讓其健康成長，生存權、教育權和醫療權應該得到保障。